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台湾学者王财贵在大陆宣讲并建立起一套名为“老实大量读经”的“理论体系”，自言以培养圣贤为目的，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。彼时，正是国学热兴起，“读经运动”在中国勃兴之时，王财贵的理论获得大量信众支持。十年前，读经热进入高潮，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，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，进入读经学堂求学。如今，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，他们也成为了这场体制外“教育”的实验品。
很少有人的求学经历，比济南少年郑惟生更曲折。
小学四年级时他离开体制教育，此后九年，辗转八省，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。郑惟生回忆，那是一种接近清修的生活，居于深山，无电无网，与经书为伴，每天背诵十小时。
郑惟生退学的2008年，正是“读经运动”在中国勃兴之时。这种新的教育模式，宣称能帮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，让他们与孔、孟产生心灵呼应，造就大才，甚至圣贤。
这与家长们逃离体制教育、追捧传统文化的热忱不谋而合，此后在全国建起的上千所读经学堂里，都是摇头晃脑背着经典的学生。
如今，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。19岁的郑惟生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，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之东流;20岁的江苏姑娘李淑敏在大学旁听时，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，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美。
从狂热、受挫、困惑到反思，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，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。
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:现在回过头去看，对孩子来说，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。
2015年，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，准备自考。自考、艺考，回到体制教育，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。
同年，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。柯小刚穿布衫，蓄长须，一副夫子模样。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，常发表建设性意见。他自己也开办书院，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。
来源: 新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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